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瞬息万变，一笔千万美元的大宗商品订单可能因3天的银行审核期就错失交易窗口，甚至影响企业信誉——这是过去十年中国离岸贸易企业的普遍困境。

　　日前，央行宣布将在临港新片区开展离岸贸易金融服务改革综合试点。据悉，本次改革内容以“离岸专营子公司+免审单结算”为核心突破，通过优化对试点银行的离岸贸易收支偏离度考核，从而免于办理“事前”真实性审核，实现一线离岸贸易业务的全面放开，从而从根本上破解离岸贸易结算效率难题，为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提供关键制度支撑。

　　将结算周期压缩至实时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：一线离岸贸易业务的全面放开，对企业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。

　　以往，由于离岸贸易所涉货物不进出我国一线关境，银行在为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前，需鉴别合同、发票、提单等凭证是否真实有效，还要判断企业在交易中是否切实实现了货权转移，这一过程往往需要2到3个工作日。

　　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结算效率，也会降低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行业的竞争力。而且，出于对真实性审核的“无限责任”和风险考量，银行有时也会出现“不敢做”“不愿做”的顾虑。

　　近两年，尽管这方面的政策有所便利，但即便是白名单企业，依然面临不同程度的审核，由此带来的跨境结算时效滞后不可避免。

　　此次改革方案将扭转这一局面。据介绍，试点银行在履行“三反”义务基础上，将无需逐笔审核合同、提单等单据，直接凭试点企业指令收付即可为其办理资金结算等业务，将原本2到3天的结算周期压缩至实时，显著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和国际竞争力。这项制度创新，也标志着临港新片区在离岸贸易结算效率上，首次实现与香港、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最高标准的实质性接轨。

　　在具体操作路径上，企业需在临港新片区设立并注册离岸贸易专营子公司。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负责认定和推荐符合资质的企业进入“白名单”，试点银行随后为这些企业开设区内机构自由贸易账户（FTE账户），专用于独立开展离岸业务结算。

　　对银行而言，临港管委会通过前置的“白名单”机制对企业风险进行首轮把控，也能降低其过去承担的“无限审核责任”的操作风险和责任压力，从而有动力积极服务离岸贸易企业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这种操作方式还可以依托自由贸易账户的功能特性，有效落实“一线放开、二线管住”，从而在扩大金融开放的同时做好风险把控。

　　临港新片区管委会金贸处处长殷军表示，试点企业与境外账户、境内非居民账户之间的资金划转凭首付款指令即可自由转划，但若要转入境内，则视同跨境业务管理，并由试点银行进行真实性、合规性审核。试点银行则将在提供金融服务过程中，进一步建立健全异常资金流动动态监测分析和预警报告机制，加强“二线”的监督管理，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。

　　“此举将离岸资金流与境内主体完全隔离，即便发生异常波动，也不会传导至国内金融体系。”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彭羽也指出，通过在临港设置离岸专营子公司，还能有效将企业的离岸业务与境内主体资金流分离，避免混杂监管。

　　本次离岸贸易金融改革试点落地临港，是国家战略与区域产业基础深度耦合的必然结果。作为国家制度型开放的“压力测试区”，临港新片区始终肩负着为国家试制度、闯新路的核心使命。这两年，不论是在制度创新还是产业规模上，临港在离岸贸易领域都在持续突破。

　　去年4月1日，离岸贸易印花税优惠政策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开启试点。政策试点一年，累计减免印花税1.82亿元，惠及企业377户，临港也借此契机新增开展离岸贸易业务企业110户，离岸贸易蓬勃发展。

　　据外管局统计，2024年全年，临港新片区离岸转手买卖规模为247.8亿元，同比增长87.5%，占全市比重高达46.1%；进入2025年，增长势头依然不减，第一季度离岸转手买卖规模约为81.35亿元，同比增长56.67%。

　　记者了解到，目前，临港已集聚了超百家开展离岸贸易的企业，主要包括三种类型。一是传统大宗商贸企业，它们主要聚焦有色金属、能源等大宗商品的离岸转手买卖，贡献了临港约90%的离岸贸易规模，是推动临港离岸贸易发展的主力军。

　　第二类是芯片离岸贸易企业，它们依托临港的集成电路产业链，围绕产业链内部研发、生产、销售等核心环节，开展芯片离岸贸易业务。

　　还有一类是基于制造业全球布局的企业，随着全球生产格局的深度调整，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国门，形成了“本土总部+全球生产”的模式。以临港一家箱包代工企业为例，为规避贸易摩擦风险，企业将国内原材料出口加工转移至东南亚，成品再由临港公司采购转售到海外市场。

　　殷军表示，未来，临港将加大力度持续吸引在境外拥有生产加工基地的制造业企业，依托临港离岸贸易平台和本次金融试点的制度优势，打造“全球接单、境外加工、临港结算”模式，进一步释放离岸贸易增长潜力，推动其规模实现新的跨越。

　　有专家指出，本次新方案的落地，将对临港构建与国际规则接轨的离岸贸易金融生态、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有着深远意义。不过，作为国内离岸贸易业务发展最为集聚的城市之一，上海要进一步推动新型离岸贸易的集聚，还需增强其全球资源配置能力，为国际贸易中心枢纽的功能深化和能级提升找到新的突破口。

　　比如，针对离岸贸易中订单流、货物流、资金流“三流分离”带来的贸易真实性核验难题，彭羽指出，上海已建成“离岸通”“跨境通”等数据平台，但破解深层次障碍仍需在数据覆盖广度与监管协同上持续攻坚。

　　他建议，应在现有基础上大力拓展国际物流数据源，将触角延伸至更广泛的国际货物运输轨迹、境外港口装卸实时动态、境外海关完整报关记录等关键环节。更重要的是，需积极推动这些多元异构数据接入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一信息平台，实现监管数据的互联互通与交叉验证。“数据池的维度越丰富、颗粒度越精细，银行对企业业务逻辑合理性的判断就越精准，动态偏离度监管的‘阈值’设定才能更科学，”彭羽强调，“这不仅是提升事后监管效能的关键，更是‘免审单’机制可持续运行的基础保障。”

　　以临港新片区“跨境通”为例，截至目前，该平台已接入199家船司、超过5700座港口码头和437家航司的数据，且今年还接入了不可篡改的航贸数链，通过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多数据，助力银行进一步提升审核速度，加快跨境收付时效性。

　　对于没有纳入离岸大数据平台的订单及业务，彭羽也建议可支持商业银行基于“展业三原则”为企业提供个性化的离岸贸易收支便利化措施，从而进一步提升外汇收支便利化。

　　此外，还有专家认为，当前上海的金融机构在离岸贸易融资方面的产品相对较少，与新加坡高度便利化的离岸贸易融资环境相比存在较大差距。建议借鉴新加坡的经验，由政府牵头，与特定的商业银行联合发布支持离岸业务的融资产品，形成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离岸贸易融资环境，吸引更多的企业将离岸贸易结算业务集聚在上海。

来源：解放日报